“生態文明工程師”不是指從事生態工程設計和施工建設的工程師，而是在一個大綜合過程中，各個學科融合在一起時需要這么一類人員將不同的理論和方法組織成一個有效整體。他們以生態學理論為認知起點，以生態系統健康和經濟—社會—自然協調持續發展為行為目的，在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統籌交融經濟、社會、道德、宗教、文學等的手段和方法，最終實現生態文明。

在我們開展課題研究，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委托課題時，擁有一套與地方政府有效交流的方法就顯得格外重要。橫向課題不僅僅是完成協議內容，更應該是協助地方制定規則、理順問題，切實解決實際問題。科研人員，尤其是主持相關生態規劃的人員，在完成課題任務之外，還肩負著將生態理念和生態意識傳播給政府官員的重任。在課題實施中，促使政府官員了解生態、了解生態規劃，了解規劃主旨和目標意義，并為相關人員提供決策所需要的科學支持，使得規劃不僅僅停留在文字上，更要實實在在落地。因此，科研人員不應該將地方委托課題僅當成一個作業、當成一個規定動作完成，而應當抓住這個機會，把生態理念和意識置于各級政府官員的腦海中，尤其是在與地方官員交談和進行項目匯報時，將生態理念和意識作為核心進行闡述和解釋，真正使生態理念和意識落到實處。

事物是復雜多元和具體的，我們處在一個偉大變革的時代，新形勢新產業新業態不斷涌現，這就需要生態領域科研人員在課題執行過程中，不能只關注于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更需要我們將課題放在地方的經濟—社會—自然復雜系統中去完成，找準生態科研活動在社會系統中的社會生態位。也只有這樣，橫向課題的成果才有可能落地，我們的目的才有可能實現。

由于缺乏全面系統的認知體系來理解現實世界中宏大的發展局面，當我們從具體學科知識自信地探討和預測急劇變化的社會所帶來的確切后果時，我們的決定和行動可能會對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生態系統造成破壞。因為我們對復雜系統問題認識不足，對系統權衡得不充分，使得決策和行動對一個子系統的正效應會給另一個子系統帶來不利影響，從而對整個系統產生負面效應，俗稱“好心辦錯事”。生態學發展到今天，在生態文明時代，更需要生態工作者為社會服務，響應社會需要，將生態知識嵌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生態工作者應該將生態學理論、方法運用到城市、鄉村、區域和國家不同層面的建設、發展和管理的實踐中，開展社會、經濟、政治、生態等多學科交叉研究和實踐。

以流域水環境治理為例，治理與保護涉及多個部門、領域和行業，單一的部門和學科知識不能深刻地闡釋這一問題，也不能全面解決這一問題。“九龍治水”局面的本源在于我們不知道、不清楚治水的系統性和全面性。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即使知道水問題的癥結所在，也不能成功解決。即使把九龍放在一起，就像現在的“河長制”，那也是物理合力。我們更需要化學變化，九龍化一龍。為實現“化龍”的能力，我們需要“生態文明工程師”。

生態文明工程師既要具備生態環境領域的理論、技術和方法，又要熟悉社會活動現實，了解其他領域與生態領域的關聯，既能把不同學科的理論與技術、不同領域的人員組合起來用以解決經濟與環境之間的統籌發展問題，又能無障礙地與政策決策者、利益相關者交流。這就好比要把各種優異的零部件組裝成一臺性能優異的轎車，光靠高質量的零部件是不行的，還需要工程師的手和筆。我們希望能夠培養和造就出這類把學科知識交融在一起為生態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的生態文明工程師。

培養和造就生態文明工程師的理論基礎是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理論。以生態學為學科基礎，對生態文明工程師進行社會、經濟、政治、生態等多學科交叉式培養。在科研實踐過程中，生態保護與環境治理需要從人文社會科學等領域開展交叉研究，找出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生態學作為生態工作者的理論支架，在科研與實踐過程中需要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交融，透過生態現象找出內在的人的作用規律，評估決策的生態效應。

在現有的學科體系下，科班出身的生態學者們很難具有將經濟社會方面的理論方法融會貫通并應用到生態環境治理領域的能力。作為一種多學科交叉的動態復合研究行為，它的研究者必須是集各學科研究理論為一身的雜家。為此，需要科學合理地統籌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運用人文社會學科的理論與方法研究生態保護與開發問題，運用生態學理論與方法分析社會經濟活動，對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進行綜合研判。

我們生態工作者心中有一個生態夢——在生態保護與開發并舉的現實沖突中，既要發展經濟滿足人民群眾生產生活需要，又要保護生態環境滿足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的渴求。為此，生態文明工程師的培養需要一片多學科交叉融合的沃土，在這片沃土上才能夠吸收社會—經濟—自然各方面的知識與綜合實踐，造就生態文明工程師。

（編輯：Nicola）